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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緒 言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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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金匱要略方論》，是我國東漢時代著名醫學家張仲景所著《傷寒雜病論》 的雜病部分，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診治雜病的專書。由於本書在理論上和臨 床實踐上都具有較高的指導意義和實用價值，對於後世臨床醫學的發展有著重大 的貢獻和深遠的影響，所以古今醫家都對此書推崇備至，贊譽其為方書之祖、醫 方之經，治療雜病的典範。書名《金匱要略方論》，表明本書內容精要，價值珍貴，應當慎重保藏之意。 約在公元三世紀初，張仲景寫成了《傷寒雜病論》，全書共十六卷（十卷論傷寒，六卷論雜病）。但此書從東漢到西晉的一段時期，即因戰亂而散失，後來雖經西晉王叔和加以搜集編次，可是後人僅看到《傷寒論》十卷，而未見到雜病部分，其中資料只能從其他方書所引用的看到一些。直到北宋初期，翰林學士王洙在翰林院所存的殘舊書籍中得到《金匱玉函要略方》，這是仲景《傷寒雜病論》的節略本，一共有三卷，上卷論傷寒病，中卷論雜病，下卷記載方劑及婦科的 原書共為二十五篇，首篇《臟腑經絡先後病篇》，屬於總論性質，對疾病的病因病機、預防、診斷、治療等方面，都以例言的形式，作了原則性的提示，所以此篇在全書中具有綱領性的意義。從第二篇《痙濕暍病》到第十七篇《嘔吐噦下利病》是屬於內科範圍的疾病。第十八篇《瘡癰腸癰浸淫病》則屬於外科。第十九篇《趺蹶手指臂腫轉筋陰狐疝蚘蟲病》，是將不便於歸類的幾種疾病合為一篇。第二十至二十二篇，是專論婦產科疾病。最後三篇為雜療方和食物禁忌，帶 原書對於疾病的分篇，有以數病合為一篇者，亦有一病分列一篇者。其數病合為一篇者，主要是以病機相同、證候近似或病位相近者為依據，例如：痙、濕、暍三種疾病，都由外邪為患，在初起時多有惡寒發熱的表證，故合為一篇；百合、狐惑、陰陽毒三病的病機，或由熱病轉歸，或由感染病毒，由於性質相近，故合為一篇；又如中風與歷節，因中風有半身不遂，歷節有疼痛遍歷關節證候，二者病勢發展均具有風性善行數變的特點，其病機相仿，故合為一篇。血痹病雖 至於篇與篇之間的關係，亦常存在聯貫性和共通性，可供互相參照。如《臟腑經絡先後病篇》與下文各篇均有關聯，可以前後印證，融會貫通。又如《水氣病篇》與《痰飲病篇》，兩者同源異流，因此，《痰飲病篇》的水在五臟與《水氣病篇》的五臟水，可以結合互參，以求得在治療上的共通性。如《水氣病篇》提出下水之法，但未見出方，若於《痰飲病篇》各方中探求，則有十棗湯、甘遂半夏湯、己椒藶黃丸等可以通用。 原書論述診治雜病的主要精神，是以整體觀念為指導思想，以臟腑經絡學說為基本論點，認為疾病證候的產生，都是整體功能失調，臟腑經絡病理變化的反應。從這一基本論點出發，提出了根據臟腑經絡病機和四診八綱進行病與證相結合的辨證方法。這一主要精神充分地從《臟腑經絡先後病篇》體現出來。例如：在病因、發病和病理傳變方面，以臟腑經絡分內外，提出了“千般疢難，不越三條”的病因分類；從整體觀念出發，根據正與邪、人體內部各臟腑間的相互關係 從原書各篇的編寫體例，可知作者既強調辨證論治，同時亦很重視病與證相結合的辨證方法。原書各篇均標明“病脈證治”，示人以病與證相結合、脈與證須合參、辨證與論治緊密結合的重要意義。各篇從論述疾病的病因病機開始，進而根據病情的複雜變化，舉出主證，然後據證提出治法方藥，這樣就有利於學者系統掌握各篇所述疾病的證治規律。在具體寫作方法上，有時開門見山，給疾病明確定義；有時借賓定主，托出疾病特點。有時把性質類似的條文列在一起，以 關於本書中的脈法，也具有獨到之處。一般而言，脈與證應當合參，各種疾病常有其主要脈象。如百合病的脈微數；瘧疾脈弦；虛勞病脈大、極虛；寒疝脈弦緊或沉緊；肺癰脈數實；肺痿脈數虛；腸癰脈數等。但由於脈象的變化，可以反應出臟腑經絡的複雜變化，故原書脈法往往用幾種錯綜的脈象結合起來以闡釋病機，有時還依據脈象以指導治療，判斷預後，這種情況在原書中是屢見不鮮的。如《中風歷節病篇》論述歷節病的脈象：“寸口脈沉而弱，沉即主骨，弱即主 原書對於雜病的治療法則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：一是根據人體臟腑經絡之間的整體性，提出了有病早治，以防止病勢的傳變發展。如《臟腑經絡先後病篇》所說的：“見肝之病，知肝傳脾，當先實脾。”“人能養慎，不令邪風干忤經絡，適中經絡，未流傳臟腑，即醫治之……。”都體現了這種精神。一是根據治病求本的精神，重視人體正氣。因為人體抗病能力悉賴正氣，正氣虛損，藥物治療就難於奏效。故原書對於慢性衰弱疾病，尤為注重觀察脾腎兩臟功能是否衰退 原書對於方劑運用的特點，總的說來是立方謹嚴，用藥精當，化裁靈活。有時一病可用數方，有時一方可以多用，充分體現了“同病異治”和“異病同治”的精神。同是一種疾病，但由於人體體質或病機上的差異，以及病位的不同，故在治法上也就有所分別。例如同為胸痹病，同有“心中痞，留氣結在胸，胸滿……”的症狀，但如陰邪偏盛，陽氣不虛者，可用枳實薤白桂枝湯以通陽開結，泄滿降逆；陽氣已虛者，則當用人參湯以補中助陽，使陽氣振奮則陰邪自散。又如 原書所載方劑，大體上可以體現汗、吐、下、和、溫、清、消、補等治法。如桂枝湯、麻黃加朮湯為汗法；瓜蒂散為吐法；大、小承氣湯為下法；小柴胡湯為和法；大烏頭煎、通脈四逆湯為溫法；白虎加人參湯、瀉心湯、白頭翁湯為清法；鱉甲煎丸、枳朮丸為消法；黃耆建中湯、當歸生薑羊肉湯、腎氣丸為補法。此外，還有一些方劑，尚能體現以上八法所不能概括的其他治法。如越婢湯、大青龍湯，為解表清裡；小青龍湯、射干麻黃湯，為解表化飲；烏頭桂枝湯為解表 關於原書用藥的特點，既重視發揮單味藥物的主治功能，更注意藥物經過配伍組合後的協同作用，同時對於藥物的加減變化以及藥物的炮製、煎煮方法等都有較為精詳的論述，現分別簡述如下： 重視單味藥物的主治功能：如用苦參之殺蟲除濕熱以治狐惑病陰部蝕爛；用常山或蜀漆以療瘧疾；用百合以治百合病；用茵陳、大黃以利膽退黃；用黃連瀉火解毒以療浸淫瘡；用雞矢白散以治轉筋入腹等，均涵有專病當用專藥的意義。 注重藥物經過配伍所發生的協同作用：例 注重藥物在方劑中的加減變化：原書遣方用藥，加減變化，靈活自然，充分體現了按法立方，據證用藥的原則。例如治療胸痹病，但解胸痛，用栝蔞薤白白酒湯；如因水飲上逆而證見不得臥者，則加半夏以降水飲，成為栝蔞薤白半夏湯；如再加“胸滿， 下逆搶心，”則加枳實、厚朴、桂枝，以降胸中 下之氣，成為枳實薤白桂枝湯。又如《痰飲病篇》中，記述了用小青龍湯治支飲咳喘所出現的變證，改用桂苓五味甘草湯以後用藥的加減變化，都是屬於隨證加減藥物 注重藥物的炮製、煎煮方法。例如附子的用法，如用以回陽救逆者則生用，且須配以乾薑；如用以止痛者多炮用，不須伍以乾薑，故原書中附子多為炮用。它如發作性的疝痛，或歷節疼痛不可屈伸，則用烏頭，因為烏頭止痛作用較附子更強，但須與白蜜同用，既能緩和烏頭的毒性，且可延長藥效。又如用甘草乾薑湯治虛寒肺痿，方中乾薑炮用，辛通而兼苦降，開後世溫上制下法之先例。再如茵陳蒿湯的煎藥法，先煮茵陳，後入大黃、梔子，因為後入大黃、梔子，可以峻 《傷寒論》自序裡說：“撰用《素問》、‘九卷’、《八十一難》……為《 傷寒雜病論》，合十六卷，”可知傷寒、雜病，兩者原為一體。但傷寒主要是以六經病機進行證候分類，而雜病主要是以臟腑經絡病機指導辨證。由於傷寒是感邪為患，故變化較多；雜病多因內傷，本臟自病，故傳變較少。因此，治傷寒是以祛邪為主，祛邪即可安正；治內傷則以扶正為主，扶正即可祛邪。雖然如此，但就臟腑經絡病機而言，傷寒與雜病往往亦有相同之處，如病在陽明（胃）者，多屬實證熱證；病在太陰（脾）者，多屬虛證寒證。例如原書的《腹滿寒疝宿食病篇》、《黃疸病篇》、《嘔吐噦下利病篇》等所論述的病機、證候，與《傷寒論》的《陽明病篇》、《太陰病篇》有很多共通之處，其治療方法與方藥，也可以相互使用。陳修園曾說：“《金匱要略》，仲景治雜病之書也，與《傷寒論》相表裡，然學者必先讀《傷寒論》，再讀此書，方能理會…”說明《傷寒論》與《金匱要略》關係非常密切，應將兩書結合研究，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 總之，原書作者以實事求是的精神，從整體觀念出發，根據臟腑經絡學說，運用樸素的表達方法，對疾病的病因、發病和每一種病的理法方藥都有詳略不同的論述，闡明了病與證相結合的辨證和治療方法，為中國醫學奠定了治療雜病的基礎。同時原書隨著時代的發展，其意義也不斷地得到補充。直到今天，原書仍然有效地指導著醫療實踐，具有很大的生命力和發展前途。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，原書畢竟是一千七百年以前的醫著，不可能達到完美無缺的境界，何況原書 |
|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 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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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篇論述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，屬全書概論性質。仲景在本篇中，根據《內經》、《難經》的理論，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，對雜病的病因、病機、診斷、治療以及預防等方面，都舉例說明，並作出原則性的提示，在全書中具有綱領性的意義。 【校勘】 “酸入肝……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”一段，文字從日本寶曆六年（1756）印趙刻《仲景全書》版本。“傷”，《三因方》作“制”。 【詞解】 【釋義】 本條從人體內部臟腑相關的整體觀念出發，論述雜病的治療法則。首先說明臟腑之間，有互相資生、互相制約的作用，一臟有病，可以影響他臟。治療時必須照顧整體，治其未病之臟腑，以防止疾病的傳變。如見肝實之病，應該認識到肝病最易傳脾，（《素問•五運行大論》云“氣有餘，則制己所勝，而侮所不勝”）在治肝的同時，要注意調補脾臟，就是治其未病。其目的在使脾臟正氣充實，防止肝病蔓延。如果脾臟本氣旺盛，則可不必實脾。這說明任何治 其次，指出治病當分虛實，仍舉肝病為例來說明。肝病，補用酸，助用焦苦，益用甘味之藥調之，這是治肝虛的方法。酸入肝，肝虛當補之以本味，所以補用酸；焦苦入心，心為肝之子，子能令母實，所以助用焦苦；甘味之藥能夠調和中氣，《難經•十四難》謂：“損其肝者緩其中，”所以益用甘味之藥。至於肝實病證，便須瀉肝顧脾，上法就不適用。 “酸入肝……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”十七句，是解釋肝虛病用酸甘焦苦治法的意義。肝木既虛，肺金必然會侮其所勝，（《素問•五運行大論》云：“氣……不及，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，己所勝輕而侮之，”）這是五行生剋制化的一般規律。所以，在肺金未侮肝木之前，就得用酸味藥來補肝的本體；用焦苦味藥以助心火。助心火有三種意義：其一，心旺可以感氣於肝；其二，心旺可以不泄肝氣；其三，心火旺可以制約肺金，肺金受制，則木不受剋而肝病自癒。至於本法 最後引用經文，對於虛實的治法作出結論：不能虛證用瀉法，實證用補法，使虛者更虛，實者愈實。必須虛者補之，實者瀉之；補其不足，損其有餘，才是正治。肝病如此，其他諸臟可以類推，所以說“餘臟準此”。 【按語】 本條所論，在臨床運用上很有指導意義。臨床上遇到肝病往往先見頭昏、 痛、胸悶、脈弦，以後飲食減少、乏力、便溏、舌苔白膩等脾臟症狀相繼出現，治療時如能兼顧脾臟，就會收到滿意的效果。 脾為後天之本，營衛氣血化生之源。脾臟功能的好壞，直接影響著病體的恢復或惡化。對於肝實證，脾虛時固然應該實脾，就是脾不虛在瀉肝時也應照顧脾臟。如使用苦寒瀉肝時，要注意不可太過而損傷脾氣，必須掌握適當。再如後世舒肝解鬱的逍遙散，方中所用的白朮、炙甘草等，即是瀉肝顧脾之法。對於肝虛證，尤需顧脾，因培土可以榮木。如後世根據本文酸甘焦苦合用的原則，選用白芍、五味子、山萸肉、酸棗仁、當歸、丹參、地黃等藥，配以炙甘草、淮小麥、 總之，肝虛者，宜補肝顧脾；肝實者，宜瀉肝顧脾，肝病虛實雖當異治，但兼顧脾臟則一。後世治肝之法，認識肝有體用之不同，治肝虛用滋水涵木、養血柔肝等法，從相生方面以養肝體；治肝實用清肝寧肺、疏肝實脾等法，從相制方面以理肝用，即是從本條虛實異治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來。在具體運用這些治法時，都應注意顧脾，這是治療肝病的一項重要原則。 【選注】 《金鑑》：……上工，良醫也。中工，常醫也。已病，已然之病也。未病，未然之病也。假如現在肝病，此已然之病也；肝病將來傳脾，此未然之病也。良醫知肝病傳脾，見人病肝，先審天時衰旺，次審脾土虛實，時旺脾實則知不受肝邪，不須補脾，直治已病之肝；若時衰脾虛，則知肝必傳脾，先補未病之脾，兼治已病之肝。彼常醫不曉四時所勝，五臟相傳之理，見肝之病，惟瀉已病之肝，不知補未病之脾也。上工不但知肝實必傳脾虛之病，而且知肝虛不傳脾， 《心典》：酸入肝以下十五句，疑非仲景原文，類後人謬添注腳，編書者誤收之也。蓋仲景治肝補脾之要，在脾實而不受肝邪，非補脾以傷腎，縱火以刑金之謂，果爾，則是所全者少，而所傷者反多也。且脾得補而肺將自旺，腎受傷必虛及其子，何制金強木之有哉！細按語意，見肝之病以下九句，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辭。補用酸三句，乃別出肝虛正治之法，觀下文云肝虛則用此法，實則不在用之，可以見矣。蓋臟病惟虛者受之，而實者不受，臟邪惟實者能傳，而虛則不傳。故 【詞解】 【釋義】 本條從人與自然密切相關的整體觀念出發，論述疾病發生的原因，強調預防重於治療和對疾病應早期治療。首先指出自然界正常的氣候，能生長萬物；不正常的氣候，能傷害萬物，對人體亦不例外。但同時又指出，人對自然不是無能為力的，疾病是可以預防的，只要五臟真氣充實，營衛通暢，抗病力強，則“正氣存內，邪不可干”。只有在正氣不足的情況下，邪氣才能乘虛而入，危害人體，甚至造成死亡。其次說明疾病的種類雖多，原因不外三條：一是經絡 後段重申若人能養生防病，邪氣就不致侵犯經絡，倘一時不慎，外邪入中經絡，即應乘其未傳臟腑之時，及早施治。比如四肢才覺重滯，即用導引、吐納、針灸、膏摩等方法治療，勿使九竅閉塞不通。只要平時對房室、飲食、起居等各方面，都能注意調節，再能防備意外災傷，使體力強壯，則一切致病因素，自然無從侵入腠理。腠理是人體的一種組織，為三焦所主，與皮膚、臟腑關係密切，它既是元真相會之處，又是血氣流注的地方。如果人體對外抗禦能力減退時，它 【按語】 上條言人體內部各臟腑之間是相互關聯的有機整體；本條言人體與外界自然環境存在著不可分割的統一關係。兩條從內、外兩個方面舉例說明了整體觀念，並以整體觀念為指導，論述了臟腑之間先後病以及臟腑與經絡之間先後病的傳變規律，闡明了無病先防、有病早治的“治未病”原則。 本條對病因的分類，是以經絡臟腑為內外，在強調正氣的同時，不忽視“客氣邪風”，故認為邪由經絡入臟腑，為深為內；邪由皮膚傳血脈，為淺為外。至於房室、金刃、蟲獸的傷害，則與“客氣邪風”以及經絡臟腑的傳變無關。後世陳無擇的三因學說，是以內傷外感為內外，以六淫外感為外因，五臟情志所傷為內因，房室金刃等為不內外因。與本條在立論根據上有所不同，應注意區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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